1.2城市面貌千篇一律，野蛮拆迁横行，土地型资本运作难以持续

　　高楼房、阔广场、大草坪、宽马路、立交桥，已经成为我们对现代城市的解读，成为中国城市的“标准像”。在一排排霸气十足的“拆”字面前，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地域文化和历史遗存灰飞烟灭。虽然“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被广为诟病，2011年1月国务院通过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也取消了“行政强制拆迁”的内容，但强拆乱象依然严重。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的城市化走上了一个土地型资本运作的模式。出让土地已经成了许多地方城市发展、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也导致了土地城市化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速度，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1.3进城易，定居难，城乡“二元社会”问题正演变为城市内定居群体与流动群体“二元社会”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完全放开了城乡间的人口流动限制，农民工群体迅速增加，目前已经达2.1亿人。举家外出、常年外出司空见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城市的建设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自身也成为城市社会结构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在全国城镇人口中，流动群体所占比重达三成，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中则达四成。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并未真正完全融人城市。广大农民工并非不想定居城市，只因他们受文化水平、专业技能等限制，大多只能在城市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低端工作，收入低、稳定性差，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面前，他们只能节衣缩食，蜗居于城中村、地下室、工棚之中，难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受户籍限制，农民工还不能与城里人一样平等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在政治生活和社会地位上处于劣势;再有是中国人固有的恋土情结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决定了农民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必然与乡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化，正在将城乡“二元社会”问题转变为城市内定居群体与流动群体“二元社会”问题。由于两大群体居于同一地域空间，关系更为紧密、复杂，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就带来了更为严峻的考验。

　　1.4城市间恶性竞争，产业同构，建立分工协作的机制任重道远

　　在长三角，为了招商引资，各地区互不相让，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大力兴建机场、港口，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使大量资源内耗。为遏制这种竞争，国务院在2008年9月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在2010年6月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规划》中，也对各个城市的产业发展重点进行了详细阐述，以避免恶性竞争的延续。同样，在京津冀地区，产业同构与发展目标重叠的问题也很突出，根据有关研究[6]，目前环渤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平均相似系数为0.7以上。即使是同处广东的珠三角地区，也面临产业同构困扰。根据广东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数据[7]，2007年“深莞惠”的同构系数平均值达到了0.88，“珠中江”城市之间同构系数的平均值为0.72。2010年8月广东省发布珠三角产业新规划，也是剑指产业同构。

　　2 走科学务实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城镇化中所出现的上述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特定阶段、以及相对滞后的社会建设造成的。面向未来，我国应创新发展思路，走一条科学务实的城镇化道路。所谓科学，是城市化发展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形成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骨架，以小城镇为基础，协调、互补、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格局。所谓务实，是城市化发展要遵循城市自身发展的规律，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2.1坚持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方针，缓解地域中心城市人口压力

　　小城市与小城镇生活成本低，与农村和农业联系紧密，更易于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过上体面的生活，找到“家”的感觉，维系宗亲关系，从而长期定居。我国应坚持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战略方针，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努力培育因地制宜的产业体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以县级市、县城和条件优越的建制镇转移，逐步缓解地域中心城市的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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